【区域·城市】湖南首份重金属污染调查结果公布
专家：有效缓解重金属对农产品的污染比消灭重金属污染更重要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曹昌 李永华 | 湖南报道
历时500多天，深入湘江流域10地市，重点调查郴州三十六湾、衡阳水口山等重金属污染工矿区，采集包括土壤样、稻谷样等164个样本……
11月15日，环保公益组织长沙曙光环保公益中心（下称“曙光环保”）对外披露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调查结果。
每一项数据都值得警惕：郴州三十六湾矿区甘溪河底泥中，砷含量超标715.73倍；郴州三十六湾矿区甘溪村稻田中，镉含量超标206.67倍；岳阳桃林铅锌矿区汀畈村稻田铅含量最高值达1527.8mg/kg（即每千克含有1.5克），超标5.093倍。
据了解，这是湖南第一份湘江流域重点工矿区重金属污染调查结果公布，官方对此暂无表态。90后领衔调查报告
11月15日，在“重金属污染防治论坛暨农田水田重金属污染防控研讨会”上，曙光环保的调查员高亮有些紧张，这个90后小伙子第一次站在讲台上发布其一年多来的调查成果。
与他同台的嘉宾包括：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中国环保产业协会重金属污染防治与土壤修复产业委员会秘书长刘阳生，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姚俊等重金属治理领域大师级人物；台下听众中，不少是湖南部分县市的环保局局长、环保企业人士，更多的人则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环保专家与志愿者。
曙光环保2013年8月正式成立，是一家非政府非营利性公益组织，成员绝大部分来自于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其顾问阵容堪称豪华，既有自然大学发起人冯永锋这样的知名环保人士，也有湖南省长株潭两型办副主任刘怀德、湖南省人大环资委监督处处长刘帅等湖南省内环保“大咖”。
“没想到曙光环保这一群90后小伙子、小姑娘能拿出这么有分量的一份报告。”世界自然基金会成都办公室高级专家梁海棠说，这次调查做得很扎实，采样范围宽，采集样本数量大，数据很难得。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采集第一手数据，建立一个第三方的数据库，向公众公开重金属污染的信息，这是第一步。”高亮说，但是目前公开的数据还是比较简略，出于科学原则和谨慎考虑，大部分数据暂不公开。
刘帅认为，重金属污染治理，关键是信息公开，老百姓随时可以看到，志愿者随时可以调查。“大气污染PM2.5数据公开是个很好的开头，水和土壤也可以按照这个方向去走。”
今年4月17日，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发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取样点）超标率为16.1%，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其中，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主要污染物为镉、汞、砷、铅等。
据环保部官网资料，早在2009年7月，《湖南省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就已完成初稿，但迟迟未见公布。据刘帅透露，目前，湖南省环保厅已经将新的调查报告递交给省政府，正在讨论选择合适的时机发布。
高亮期待政府能尽快发布更加准确、更加详实的数据，让公众都能掌握土壤重金属污染情况，“我们的力量毕竟很有限，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去调查取得这些数据，只能是抛砖引玉。”重点污染区：
重金属含量普遍超标
湖南是“有色金属之乡”，世界已发现的160多种矿藏中，湖南就有140多种，其中钨、锑、铋、锌、铅、锡等储量均在全国前列，开采历史长达2700多年。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姚俊多年研究有色金属工矿污染问题。她指出，我国重金属污染主要集中在岭南矿带，湘江流域又是重灾区，其特点是多种有色金属共生，且属于贫杂系，“这就是说，富矿很少，选冶复杂，需要大量的选冶药剂，这就造成了有色金属和选冶药剂的复合污染，污染也就更严重。”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湖南有色金属开采与冶炼提速，成为不少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数十年疯狂开采后，“现在到了对生态环境还债的时候。”姚俊感慨。
从湘江上游的郴州到下游的株洲，各地尤其是有色金属工矿区的污染情况和居民的受害病状，常常让高亮与同伴们陷入痛苦。
高亮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明朝万历年间，郴州三十六湾矿区就开始开采，有些铅锌尾矿库废渣可能几百年前就堆积在那里了，也有些是最近几十年开发的，废渣随意堆放，废渣中的重金属就随着流水、空气蒸发，慢慢迁移，周边生态环境全部被破坏了，患癌症的人多，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病。”
在湘江上游，高亮和他的同事发现，郴州三十六湾矿区的甘溪河的部分河道已经被洗矿废渣完全淤积了，雨季涨洪水的时候，废渣中的重金属就会流入湘江支流，最终进入湘江。
今年6月，湘江中游的衡阳市衡东县大浦工业园发现“血铅儿童”事件。据环保部通报的《2014年9月份重点环境案件处理情况》显示，共检测大浦工业园周边600米范围内儿童315人，疑似高血铅症的儿童多达82人，疑似轻度及中度中毒的有10人。
衡东县大浦镇居民汤东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衡东县大浦工业园的工厂都已被关闭，部分儿童得到了治疗，但是，现在园区附近仍种植水稻，镉污染尚未治理，但我们也没办法，总得吃饭，“（农作物）超标一点也要吃”。
高亮在大浦镇芦浦村采集的稻米样本数据显示，“不光是铅中毒，镉污染也较严重，镉含量最高2.08mg/kg（即每千克含有0.002克），超标10.4倍。”
在湘江下游的株洲醴陵市、攸县、株洲县等地的基本农田，曙光环保采集的19个稻米样本中，镉含量均值为0.55mg/kg，样本超标率超过80%。
不论是郴州三十六湾，还是岳阳桃林铅锌矿区，曙光环保采集土壤样本的区域与湖南省政府《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确定的七大“主战区”基本重合。
曙光环保理事长刘曙表示，正因为土壤样本来自于重点污染区，导致样本检测数据普遍超标，“但是，这些点位的数据超标，并不意味着整个湘江流域的重金属含量都超标这么严重，调查方法不同，取样点不一样，都会导致调查结果不同，毕竟，一个点位的数据不能代表其所在的整个区域。”
专家：重金属污染存在了几百年，缓解它比消灭它更可行
尽管曙光环保公布的数据仍不够详尽，但世界自然基金会成都办公室高级专家梁海棠还是颇为赞赏，并提出，能否在整个岭南矿脉区域包括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四省份开展联合调查，“弄清楚哪些区域是重污染土地，哪些地方不能生产生活，哪些地方不能种粮食，哪些地方重金属含量虽然超标但在土壤中化学性质比较稳定，然后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治理措施。”
据湖南省人大环资委监督处处长刘帅介绍，湖南省目前的治理路线，正是先将土壤分类，再按照不同的用途，确定不同的治理标准。“比如湘潭锰矿区，就不宜种水稻了；株洲清水塘，全部退出用于工业用地，经过治理后要达到工业用地的土壤标准；湘潭竹埠港的治理目标，是经过整治达到商业用地标准后全部转为商用。”
除了污染严重的工矿区，基本农田土壤的污染状况与民众密切相关，也是曙光环保此次调查的重点。
国土资源部2013年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全国中重度污染耕地大体在5000万亩左右。而据刘阳生介绍，修复一亩重金属污染耕地使之达到国家土壤质量标准的平均成本是20万～40万元，以此计算，全国共需治理资金10万亿～20万亿元。
对此，国内一些专家提出，湖南的重金属污染从明代就有了，存在了几百年，治理重金属污染，不一定非要把重金属从土壤中抽离出来。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刘阳生认为，如果农田中重金属含量超过国家土壤质量标准，但是仍处于稳定状态、不会进入农作物的食用部分的，“是否一定要把重金属从土壤中抽离出来，使土壤达到国标，这个目标值得商榷。”因为，一成本太高，二没有必要。
著名水稻栽培专家、湖南省水稻研究所副所长张玉烛研究员同意刘阳生的观点，他说，重金属污染治理只能是“与狼共舞”，目标是使重金属留在土壤中而不进入作物内，完全把重金属从土壤中提取出去不可能，“我们试验了2000多个水稻品种，测验各品种的重金属吸收量，选择其中吸收少的品种来推广，比如说Y两优系列，就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它的光合作用很强，也就是说主要靠叶片提供营养，镉主要留在茎中，稻米的镉含量就很低。”
从2014年7月开始，湖南省政府在湘江流域长沙、株洲、湘潭3市的试点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与种植结构调整，要求集中治理170万亩污染耕地，其主要目标是有效缓解重金属对湖南省农产品的污染，而不是将重金属从土壤中抽离出去。
湖南湘潭环保协会理事长刘海威介绍，长株潭的耕地集中治理目前还没有按土地分类，治理方法是统一的，主要是撒石灰、施有机肥和调整作物结构。
但令人遗憾的是，农田污染的基本数据还相当匮乏。“至少还没有公开数据”梁海棠说，“重金属污染土地分类和治理，关键还是需要有大量数据来做支撑。”
11月18日，高亮与同事踏上新的采样点的征途，他们希望采集更多的样本，试图以更加完善的第三方数据库为基础构建一个公信平台。“现在，相互掐架的部门、企业、专家都不少，理性沟通不够。”曙光环保理事长刘曙说，“这需要更扎实的调查数据，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一步巩固‘两型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