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昆山富士康吴淞江厂区(下称“昆山富士康”)的围墙外往里看，首先让人联想到的是，这像一座大学。巨大的白色工厂区与通常的教学楼相似，墙体略带红色的员工宿舍楼成片排列，其中还夹杂着食堂和活动中心，与大学里的学生宿舍区并无二致。
实际上，昆山富士康是这座城市最大的外资企业之一，厂区共有员工50000多人，占地2500多亩。它还有另外一个“第一”的称号——全球个人计算器连接器第一大厂商。
和世界上所有大学都不同的是，这里的员工宿舍楼每一层阳台外都装满了防止员工坠楼的防护网，远望去白蒙蒙一片。
8月4日凌晨3点左右，23岁的女工刘敏(化名)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新装不久的防护网的虚弱。当她从一幢宿舍楼的三楼阳台坠下时，花费巨资修建的防护网像蛛网般瞬间撕裂，刘敏继续下坠，跌至地面。随后，她被送到附近的昆山中医院，经抢救后宣告不治。
这是自富士康集团宣布加薪并迁移工厂至中西部地区后的又一起员工坠楼事件。这家在风口浪尖上的公司在深圳工厂发生员工连续事件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工厂迁徙、加薪、安装防护网等等。
但在刘敏落地的一刹那，这一切显得如此无力。
改进措施条条落实
刘敏，江苏徐州人，今年3月22日刚刚入职昆山富士康，主要从事简单的塑胶垫片包装工作。据初步了解，死者生前性格开朗活泼，坠落原因有待警方调查确实。
实际上，只要刘敏再等两个月，她的底薪就会和其他同事一样，从1120元人民币涨到1500元人民币。这是富士康在继深圳工厂加薪后，在昆山厂区也开始推行的加薪政策。
一名员工向《第一财经日报》透露，昆山富士康的厂中，师级(员工的层级划分)以下的加了30%，师级1、师级两个级别差不多加了600元。这样的话，每个月会有2000多元的总收入，“去掉800块钱左右的生活成本，还能有1000块钱寄回家去。”
而且，虽然“装配线上累得很”，但是厂区内连续加班已经不多了。有些作业线上白班要加2个多小时，夜班加1个半小时，但也有很多都是“标准22天8小时”，员工反而开始抱怨“没得加班，挣不到钱了”。
至少表面看上去，在这座外面看上去酷似一座大学的工厂区，一切都显得很正常。员工们也表示厂里的心理咨询热线也在正常运行，可以随时拨打。在深圳多名员工相继跳楼以后，富士康集团对于公众所做出的承诺，逐一数来，在昆山这个厂区也算得上是条条落实。
严格和封闭的工厂
傍晚6点多，下班时间，厂区西门的工人开始逐渐涌出。很多人已经脱去了清一色的白色制服，有的男员工穿着背心，边走边把手里的山寨手机音量开到最响，各种音乐在炎热的傍晚肆无忌惮地嚣叫着。
这些工人的脸孔和下课时间涌出学校的大学生没什么两样，都有着20岁左右单一的青涩。但是不同于那些脸孔慵懒放松的大学生，这些工人浑身都散发着一种异常明显的宣泄的渴望。这种宣泄渴望并不完全等同于青春期通常应有的情感焦虑，还有着在这个繁复紧密的工业时代个体被碎片化、原子化后面临的某种压抑。这些压抑和焦虑统统伴随着各种山寨机在傍晚的空气中撕吼成一片。
这是这座工厂看似大学但又与真正的大学有着天壤之别，即使外在一应俱全，但其内在却始终流淌着严格和封闭的血液。直到现在，富士康的厂区仍然对所有外人都保持封闭，没有证件不能随意出入。即使是前来应聘的，都不能自行前往，需要有内部人士来门口统一带领进厂。就像其宿舍楼外蒙着的白色防护网一样，富士康在外界看来仍然是一片迷蒙。
除了空间上的与外界封闭以外，最让员工感到无力的是其中等级分明的级别制度。从底层员工开始算，要经历“不铨叙”、“铨叙”、“员1”、“员2”、“员3”，才能到师级，而师级还有从师1到师14不等。“如果没有大学文凭，就算干100年，也到不了师级。”一位富士康的员工说。
日复一日的重复流水线，看不到未来的升迁制度，崭新却冰冷的工业新城，站在大货车来来往往的国道边，看不到生活原本的烟火气，只有资本正在此地高歌猛进。站在富士康门口的工人，只是这座快速运转的城市中一个最小的黑点，也许只有借助山寨手机刺耳的音乐可以在这个滚滚向前的工业巨轮前发出一丝对抗的声音。
进退失措的青春
新一代的农民工也面临着个体身份认知最严酷的考验，他们从农村寄希望而来，却在城市边缘附于冷酷的流水线而生，回头望却或因城市化进程而造成的土地消失，或因自身已经远离太久而无法回归故土，而面前冰冷巨大的城市又无隙可钻。大量的年轻一代用自己的青春推进工业化转速加快，自己却进退失措。
富士康的工人们也许很少想到，这个城市崛起所带来的各种公共服务娱乐设施等等，皆因他们的贡献而得以发展，却很少有人参与共享了城市进程所带来的好处。在富士康继续向中国内部西进或者北迁之时，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企业、社会、政府的联手根本解决，那么各种现有的措施仍然会像刘敏身下的防护网那样一触即溃。
富士康的大门前，每天仍然都等候着面试的年轻人，然而他们将接受考验的，远不只是面试的几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