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在年报分析中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了全球性经济疲软，2009年持续的宏观经济困境对全球手机产业造成了严重影响，手机销量增长放缓，营业额随之大幅下降。
据接近富士康的相关人士分析，要突破目前困境，只能选择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转嫁成本、通过提高实现生产制造流程的自动化水平以减少人力成本、发展自有品牌增强自身的定价能力，或者直接向更低劳动力成本的地区转移。“实际上，短期内真正可行的只有最后一个选择。”该人士说。
一位原富士康员工对《财经》记者介绍说，富士康也曾试图做一些自主品牌，比如曾经生产过一款低端的笔记本，市面鲜有人知。当时为了避嫌，把这款低端笔记本电脑的生产线由深圳搬到了烟台，但最后还是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功。
归根结底，富士康还是一家代工企业。为了获得客户的信任，守住“代工”这条生命线，富士康不敢大张旗鼓地做自己的品牌，这条底线至今依然很难突破。
除了在中国大陆寻找更为低廉的人力成本和优惠政策，富士康的全球战略布局也从未停止，但进展都不尽如人意。
“目前富士康在越南、俄罗斯、捷克、墨西哥、匈牙利都有工厂，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外业务收缩，几个厂都卖了。”
“越南这种国家，政策的稳定性非常差，进去了可能出不来，厂房设备都得留在里面，这是富士康最害怕的地方。而且员工也不如大陆员工听话，非常懒散。”
此外，“自动化生产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实现的”，他说：“虽然富士康投了不少资金进行机械化生产的研发，但是目前看不到有能应用到实际操作中来的。”
在向上下游企业转嫁成本方面，富士康也难有作为。员工连续跳楼事件发生后，富士康曾召开过一次全球业务大会，参加会议的富士康高层透露：危机出现之后，苹果、诺基亚、摩托罗拉、索爱等公司的资深副总裁级别的高层都曾给郭台铭打过电话，“在危难时，要跟他患难与共，帮他一把。”
“富士康和诺基亚的合作都是半成品，现在价格不仅没有提高，而且诺基亚还在砍价。苹果也只是在价格上有了一点松动。”上述富士康员工说，在供货商方面，富士康虽然每个季度都会要求大的供货商进行降价，但降价幅度也仅在2%－5%之间。
6月8日，鸿海集团旗下四大公司鸿海、鸿准、富士康及广宇同步召开股东会，郭台铭在会上向股东们解释称，不要担忧加薪对公司利润的冲击：“眼下，我们的动作快了一点，抢在其他所有人前面”，“其速度与猛烈程度将超出你的想象”，但是不会吃亏。
一位富士康内部人士对《财经》记者解释道，近年来，中国GDP保持高速增长势头，但这种势头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却没有得到体现。中国政府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因而早有调高最低工资的打算，此次跳楼事件算是一个导火索。
“富士康借着这个机会先做了调整，是因为郭台铭相信，谁最先做谁就最先得到实惠。后来者再跟风而上，从政府得到的好处就没那么多了。”
从7月1日开始，北京、河南、陕西、安徽、海南等十个省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而从今年年初算起，全国已经有27个省市区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
富士康高层管理人员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亦表示，短期来说，涨薪对富士康会有影响，但长期来看，这部分成本应该可以消化。一方面是富士康会和客户重新进行价格谈判，另一方面会依靠提高效率、优化管理、技术进步等方式来弥补。
“我们不好讲得太细了，但我们肯定有我们的办法。”他说：“不要低估郭台铭的商业智慧。”
转型之难
J. C. De. Swaan教授认为，富士康搬迁在一定时间内将对其产生积极的帮助，客观上会实现沿海和内陆“双翼起飞”的格局。
在他看来，内陆地区政府提供给富士康的优惠政策也是有一定经济逻辑的，可以促进低附加值产业向内地的转移，而把高附加值的产业留在沿海地区。如果所有的产业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和深圳这样的城市，则对于中国的全国竞争力是不利的。
“政府的优惠政策有利于在整体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过程中，保证内地得到发展的机会。优惠政策可以加速这个转移过程。优惠政策并不会对工人工资产生正面影响，而是增加就业机会。富士康转移到内地，工人工资就基本与深圳保持一致。”J. C. De. Swaan说。
在曹和平看来，富士康的现状与其成长环境有关，目前也应对“亚洲四小龙”增长模式进行一次扬弃的过程。
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达志认为，富士康是要素价格型企业，即以“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为特点的加工型企业，总是追求要素价格的最低化。比如富士康会非常强调人工、土地、水电、人工的价格。因为企业利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低成本。
曹和平认为，富士康属于典型的奉行“泰勒制管理模式”的制造企业，以及其规范标准的流水线工艺实现规模生产，提供了庞大的就业基础，形成了“厂资源”的优势。
“我曾经去过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流水线看不到头。”曹和平回忆说。而他认为，富士康的劣势是“永远停留在车间经济上”。
“有一家类似富士康的企业老总认为，‘我们的哲学就是做代工’。这就是一种落后的思想。这种‘未来的全球竞争性市场中，产业链上每一个环节能获得平均利润’的想法是错误的。在竞争市场，谁获得了定价权，就获得了排他性权利。”曹和平说。
曹和平表示，富士康的错误是发展模式上的错误，对单个企业也许是成功的，但对于社会，对于产业集群来说是错误的。
“没有价格谈判能力，是制约转型的一个原因，其实质是缺少资源网。因此，所谓的‘转型’只能算是‘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