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慈冰 左林 胡雯 王宁宁 李纬娜 王奇华 高胜科
工巨头富士康是一种‘恐龙’式企业，需要大量的原料、常态的社会环境和稳定的消费市场。只要任一条件发生变化，其生存便会受到威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对《财经》记者说。
四处寻求突破的富士康科技集团(下称富士康)选择了一个最为简单有效的方式——迁移。
22年前，面对不断上升的人力成本，富士康同样以“转移”回避了“转型”的问题，从台湾迁址深圳。
7月9日，富士康发布公告称，其“扎根深圳、深耕深圳”的承诺与决心从未动摇，“请广大同仁不要相信外界所谓‘集团撤离深圳、关闭深圳园区’等说法”。
安抚军心的同时，公告指出，集团正在对部分产业进行供应链优化与整合，具体操作方式是根据各企业自身特点进行业务重整与扩展，最终实现“根据产业发展需要，在大陆合理布局”的企业战略目标。
“富士康很早就准备在20多个省建厂，实现全国布局。这次危机(员工连续跳楼事件)让我们加快了实施进度。”一位富士康高管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
这位高管坦言，三年前富士康曾提出过调整深圳园区的想法。当时的设想是在深圳保留10万人，专注于研发工作。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到来，这一想法未能实现。
今年春夏之交员工连续跳楼事件之后，富士康“北上西进”的内迁计划再次提速。
内陆各地方政府对富士康的追捧，也是顺利实现其内迁计划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得知富士康有意迁移之后，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向其抛出橄榄枝。
“搬迁是必然的，不管是在今年还是在下一年。低附加值产业必然要向内陆地区转移，在广东维持这样的产业成本已经太高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院讲座教授J. C. De. Swaan对《财经》记者说。
在曹和平看来，富士康只是一种产业转移，并不能改变其落后的增长模式。“这属于一种企业战略，但绝不是发展民族经济可以采取的战略。”曹和平说。
“转移”提速
6月9日，富士康集团总裁特别助理孙玉麟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深圳不再适合搞制造业。富士康三年前就提出，深圳是新产品、新技术、新能源的‘三个中心’。”
而富士康一位内部人士表示，公司很早就有产能转移计划，一直在进行之中。
自2007年起，富士康已有部分产能陆续从深圳迁出。按照富士康的设想，深圳将转型为研发中心，制造运营中心则会逐步向内地事业群迁移。
这项计划在员工连续跳楼事件发生后加速实施。
“我们现在是有一些机器在打包(运出)，这是正常的。比如手机业务要搬到廊坊，笔记本电脑业务要搬到重庆。”7月9日，一位富士康高管对《财经》记者说。他解释道，思路主要是把一些适合放在沿海的业务留下，适合内地的业务则加以迁移。
富士康内部人士介绍，虽然富士康在深圳拥有数十万人的庞大团队，但他们均分属于公司旗下十几个不同的事业群。每个事业群均为独立法人，账目分开结算，彼此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属于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因此，搬迁时只需将待迁移的整个事业群打包带走，而不会对其他的事业群造成重大影响。
“富士康的智囊团早就做好了规划，包括厂区都已经盖好了，把机器设备和人力移转进去就行了。”该人士介绍，在具体操作上，如PCB事业群(主要生产笔记本、计算机、显卡)将以秦皇岛为中心，激光电事业群将以晋城为中心，深圳原来做CP事业群(主要生产游戏机等电子消费品)已完全搬至烟台。
接近富士康的相关人士表示，这是继1998年富士康从台湾迁到深圳之后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迁移，此次内迁完成之后，富士康短时间内将不会再转移， “布局之后就是扎根”。
该人士认为，富士康加速迁移表面上是因为员工跳楼事件以及被动涨薪，然而背后实有难以启齿的原因。
一位深圳当地制造业企业的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金融危机时，台湾制造业企业纷纷撤退的情景让深圳市政府心有余悸。深圳市希望能实现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的转变。他认为，深圳近几年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对富士康的态度产生了微妙变化。
“以往的几年，富士康从来不会停电，但现在经常会停电，工人常常需要在周末加班。这也从侧面说明，富士康不是深圳市重点关注的企业了。”一位接近富士康的知情人士透露。
有富士康内部员工认为，深圳市给予富士康的各项优惠政策即将到期，深圳市政府并无延续的意愿。这样的说法未能得到富士康高层和深圳市政府有关方面证实。
富士康高层人士对《财经》记者坦言，富士康曾就产能转移的计划与广东省和深圳市领导交换过意见。
当地政府对富士康的态度只是两句话：一是鼓励富士康做研发，将研发留在深圳发展；二是鼓励富士康在深圳将产业升级做大。
这样的要求，显然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富士康最终选择把研发中心和两个高技术含量的事业群留在深圳，而将其他的产业迁往内陆。
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达志认为， 过去20年富士康对深圳经济总量、进出口贸易总额的贡献很大，吸引了大量就业人口、在产业布局中进行了产业链建设，催生了一批产业链上的配套中小企业，对深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都有很大贡献。
在深圳现在的发展阶段，富士康以低廉的工资吸引了诸多外来人口，对深圳城市管理和城市发展承受力是个严峻的考验，给城市资源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从未来深圳发展来看，这么大一个企业，在深圳占了那么大的地，政府对企业的要素投入非常多，但有效产出非常少。”他解释说：“有效产出是指给当地带来的税收，以及创新和研发成果。”
而对于富士康来说，搬迁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J. C. De. Swaan分析认为，富士康垂直整合的模式使其能够轻松实现搬迁。
“垂直整合模式的好处是，不需要其他供应商在周围建厂。其他产业，如纺织业严重依赖供应商以及上下游的厂商，它们要搬迁的话，难度要高得多，必须是整个产业一起搬。”
J. C. De. Swaan同时表示，品牌公司也乐于看到合作伙伴富士康向内地的迁移。
对它们来说，富士康内迁并不存在供应链断裂的担忧。如果富士康能把成本增加的问题自行消化掉，而不是向这些下游的品牌公司提价和施压，他们自然乐见其成。
对于大多数内陆城市来说，能吸引到郭台铭这样的商人、富士康这样的大项目，依然是地方政府莫大的政绩。富士康在与各地政府试探性谈判中，不断寻找更利于自己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