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媒体报道，富士康科技集团近日将从深圳撤离，大规模迁往内地，目前最被看好的目的地是天津滨海新区。据了解，6月25日天津市有关领导已经前往深圳富士康召开动员会。但截至目前，富士康集团及天津市政府尚未正面回应这个消息。显然，即使此次紧急内迁属实，富士康也进行得极为低调。
内迁低调进行中
迅速果断但不声张，富士康集团大规模迁址进行得极为低调，似乎除了集团员工和客户，富士康集团不希望外界在迁址前得知此事。据北京媒体报道，富士康集团主干即将迁往天津，深圳厂区只保留专门代工“苹果”的事业群，员工从40万人锐减到10万人左右。
接连不断的员工跳楼事件无疑给富士康造成极大困扰，但迁址对于富士康来说并不是一个“急救措施”。由于持续上涨的成本原因，深圳富士康早在2006年就计划搬迁内地。但这项开始于4年前的计划在最近半年可以说是以“超速”在运作。
有媒体曾在5月10日报道，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党委书记何立峰会见富士康国际集团服务器副总经理傅富明和前来考察的惠普企业服务器事业群全球副总裁杰克·法博，双方即是洽谈搬迁一事。到6月25日，媒体再报，天津市有关领导前往深圳富士康，召集计划搬迁的部门员工代表开动员会。
即使在富士康集团内部员工看来，这次迁址也进行得突然和紧张。据说手机事业部、电脑配件等要求在一至两个月内完成搬迁，连生产线一同搬走，除天津外还将搬往烟台、武汉等地。富士康集团内部动员，不愿搬迁的员工可以先调换部门，愿意搬往天津的员工则加工资。为促进办公室员工内迁工作，富士康甚至对深圳外迁的员工补贴3000元的安家费，这是前所未有的。
在迁址天津之前，富士康在天津已有两个工厂，一个是生产手机电池的旧厂，一个是建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生产手机外壳的新厂，但规模都不大。这次迁址并非是扩建天津工厂，而是全面撤离深圳。手机事业部迁往天津，电脑事业部搬往重庆和武汉，深圳只留下代工“苹果”的事业群。
一箭双雕的加薪
“员工连跳”之后，富士康在一个月内两次加薪，普通工人薪水从900元涨到1200元再涨到2000元，增幅达到66%。日本证券公司忙着给富士康公司非正常加薪做出影响评估，发现这将使鸿海集团今年的成本增加45亿至50亿元。另外由于富士康调整了工人休息时间减少加班工时，这意味着富士康可能需要多聘2万人来弥补工时短缺，这部分额外成本达23亿至25亿元。
经济学者认为，富士康短期内66%的加薪属于非正常状态，这不是一般企业能够承受的，那么富士康之所以做此非常之举，除了面对“连跳”压力外，还有没有其他隐情？“富士康是想借助加薪，搅乱内地代加工企业的竞争局面，这是富士康的一个策略，也是一次赌博。 ”有经济学家分析。
一方面，富士康想借助工人加薪改变中国廉价劳工的历史，另一方面加薪令其他代工企业被迫跟进，从而搅乱竞争格局。富士康全球员工约有80万人，深圳富士康有员工40万，其中年薪1万元左右的普通工人占九成，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为3200余人，仅占0.8%，这说明富士康集团至今仍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低廉劳动力是其最显著的优势。加薪显然是富士康摆脱“劳动力低廉”之嫌的途径。
富士康加薪不足一个月，“搅局”就初显成效。据报道，富士康二度加薪的第二天，深圳富士康附近的台企美律电子厂1000多名工人因不满加班要求而集体罢工。全球第二大代工企业伟创立在珠海的代工厂近期也出现了罢工。代工巨头广达在上海的代工厂目前已经有部分员工向富士康在上海的基地跳槽，员工的诉求是要与富士康工人一样的薪资。但富士康负担得起的薪资，其他厂商则不一定承担得了，这正中富士康下怀。
而在富士康方面，尽管加薪增加了用工成本，但只要事业群内迁，加薪的负影响在两年后就会被消减于无形。天津和烟台普工最低工资标准仅920元，武汉900元，比深圳的2000元几乎减少一半。重庆、河南等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也大幅低于深圳，由于内迁的员工数量远远大于留守深圳的员工数，因此工资成本增额很快就能抵消。因此，大规模撤离深圳迁址内地，是富士康在“加薪”之后打出的一个组合拳。
深圳的态度
富士康科技集团对于迁址还有另外一层解释。富士康集团国际发言人童文欣证实，此前8个月内，四川成都、江苏淮安及天津等厂房设施基本完成，迁址已开始逐步实行。除了选择人才集中和物流运输便捷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富士康选择跟随大客户走。 2009年10月富士康在成都投资10亿美元，就是跟着康宁和索尼一起走，在重庆的投资也是跟着客户惠普走。富士康认为随迁将减少很多成本。
比起当年高调落户深圳，富士康此次迁址显然低调许多。据媒体报道，几年前与富士康洽谈建厂投资的各地官员甚至由副省级领导亲自带队，富士康连收“橄榄枝”，选择余地很大。 5年前武汉市为了吸引富士康掌门人郭台铭投资，工作组还曾耗费30万元制作了一部影片，工作组成员把郭台铭创业故事读得烂熟于心。
时过境迁，如今深圳市对待富士康态度也有所变化，虽然并不否认富士康的贡献，但对它也有其他声音，这也被认为是富士康急速内迁的一个原因。 7年前富士康就提出要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但效果不佳，然而深圳市已经等待不了。
今年两会期间，深圳市政府就表示，深圳面临“土地、能源、环境、人口四个难以为继”的背景，市政府正在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在5月底举行珠三角贯彻落实“规划纲要”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官员直言要将低附加值项目向内陆转移，富士康要把低端产业链的规模降到10多万人。这种声音令富士康坐不住了。
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达志认为，深圳对富士康模式已越来越不欢迎。深圳已经不是当年对招商引资激动万分的初级模式，深圳现在税收最为依靠服务业、金融业和物流业，而40万就业人口的富士康对深圳地方财政的贡献很小。
但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密度过高，富士康牵制了政府很多精力和金钱，还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员工收入少，对城市消费的拉动能力有限，但员工管理造成的问题却不少。深圳的人口密度为全国最高，城市已经不堪重负，产业结构急需调整，因此深圳只能逐步淘汰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显然富士康模式不再适合深圳，只适合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
但另一些经济学者则认为，富士康对深圳市来说，一旦迁离，评价其负面影响不该仅限于税收的减少。首先，厂区周边住房出租率下降，餐饮娱乐、酒店等行业受到冲击。其次，与富士康香港的其他产业链上的企业随时会因为富士康的迁移而跟随迁离，这将对深圳市产生影响。
本报驻北京特约记者／源三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