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末，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深圳说，要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完善工会组织，优化企业用工管理环境。5月31日的深圳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工作报告中表示，要更加关心新生代劳务工，推动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引导企业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改善管理方式。 这些变化，一方面是深圳谋求产业升级转型的必然之义，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富士康今昔位势的落差。 富士康与当地政府之间关系的转折点或可追溯到2006年其与比亚迪的诉讼纠纷。比亚迪成立之初，创始人王传福多次向郭台铭取经，双方互动良好。不过，当比亚迪跨入手机代工后，即开始向富士康大幅挖角。从基层作业员、中层干部甚至是厂长，比亚迪都开出优渥薪资，吸引他们加盟。 这引发了郭台铭的极度不满。
2006年6月，富士康旗下的两家子公司以盗取商业秘密为由，将比亚迪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比亚迪索赔500万。2007年10月，富士康在香港高等法院提出诉讼，以相同的指控向比亚迪索赔650.7万人民币。
自此，“比富大战”在市场上和法律上全面展开。 去年5月3日，在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后第二天，郭台铭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公开质疑投资比亚迪的股神巴菲特，为何要投资偷窃商业机密的公司？敢不敢开比亚迪汽车上下班？巴菲特用何种专业知识判断比亚迪的潜力？ 郭如此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懑和高调反击的做法，是当地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据悉，一开始，深圳就希望富士康与比亚迪能够私了，但个性强硬的郭台铭不肯。一位鸿海高管对《环球企业家》说，郭认为比亚迪明显有错，他的性格让他不可能轻易放手。 郭台铭似乎从来不顾忌这样的公共关系恶名。其在两岸曾经告过三家媒体或记者。熟悉鸿海的台湾记者，没有人不知道郭台铭有一份“黑名单”，都是曾经写过郭台铭认为对鸿海有负面影响新闻的记者。郭惩罚这些记者的方法，就是不让他们参加一年一次的股东会以及尾牙—那是他一年中难得的两次曝光机会。
此外，有时鸿海的高管对记者多说了几句，郭台铭看到报纸后若不高兴，就在内部“悬赏”，要找出泄密者。 深圳态度的微妙转变，郭台铭一定有所感。而郭台铭“只看上，不看下”的政府关系策略，让其对地方政府的经营力度明显不足。因此，他现在积极转进其他省份设厂，虽然没办法一下子从深圳“搬家”，但制造重心将缓缓移出珠三角。这包括设在重庆的笔记本电脑生产线，以及在武汉、烟台、淮安、南京、廊坊、太原等中国腹地的富士康新厂。这一分散策略，预计在跳楼事件后，明显加速。“中国大陆内部自己的竞争，比台湾还要激烈。”
郭台铭曾经说，因此，很多地方政府仍将视富士康为解决当地就业、提升GDP的骑士。 就在受自杀事件影响的5月，富士康的业绩依然强劲。单月营收达到1632亿台币，同比增长78.1%，创造了历史上的单月次高纪录。今年前五月总营收则达7318亿，同比增加57.71%。犹如一个帝国极盛之时的阴影，一系列不幸的员工自杀事件仍给富士康渲染上了某种乖戾和不安的色彩 ——这个中国代工制造模式的典型代表性企业，已经从骨子里开始出现腐坏的信号了吗？(本刊记者胡卉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