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对富士康的第12跳惊魂未定之时，5月27日凌晨，又有一名女性从三楼坠下，受伤送往医院，被称为“疑似第13跳”。
一个个年轻生命的倒下，在引发了社会无限哀思和伤痛之下，很自然地把矛头指向了富士康公司。有悲懑之极的人们认为，富士康是造成所有生命离去的罪魁祸首，富士康该死。因为，如果说1个人跳楼是个案，那么，十几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接连跳楼，肯定不能再说是个案。而且，与富士康类似的企业并非没有，但至少我们迄今尚未发现其他企业存在这样的问题。从这些意义上讲，富士康确定无疑地存在自己的问题，而在各类媒体上发表的调查和评论中，我们差不多也已经知晓了其中的缘由，包括准军事化管理、超时“自愿加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企业对员工的关怀不够、人是机器的附属品，等等。
但是，即使如此，富士康就是罪魁祸首吗？面对汹涌的民意，提出这样的质疑，估计人们都会觉得胆怯，因为稍有不慎，会被认为是富士康的打手。可是，即使富士康是直接的罪魁祸首，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罪魁祸首。根据公开的资料、媒体的调查、政府或学者的调研，富士康有自身的企业管理或企业文化问题，却算不上是“血汗工厂”，比富士康还不人性的企业并非没有。即使退一步讲，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是：每次巨大的矿难，牺牲的人数都比这个多。两者之间虽然在性质上有差异，但可以引人深思的问题是：谁更漠视人命？
况且，每一起自杀，都有相当复杂的因素，将原因简单化，并不能就此解决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种事情发生在富士康身上，固然有其必然性，却也具有某些耦合性。或许，我们不能就此饶恕富士康，但确实需要从其他层面来寻找原因。由于富士康的跳楼事件已经接连发生，在员工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分析文章也不在少数。深圳市政府秘书长李平在5月26日的发布会上的说法，算得上是一个阶段性总结：富士康科技集团发生的员工坠楼事件，是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转型期出现的特殊问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涉及员工个体、企业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情况比较复杂。
不过，他还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关注，我觉得从侧面点破了一个重要方面。李平呼吁：“富士康朝气蓬勃的年轻员工，作为深圳新一代建设者，希望所有人珍爱生命、热爱生活，勇敢面对困难，做生活的强者。”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即这些80后、90后的年轻员工不过是“深圳新一代建设者”，这里并不是他们能够安身立命的归属之地，他们只是城市的建设者，不是城市的所有者。人的自杀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找不到生存的意义，找不到安放心灵的寄托和奋斗的价值。
80后、90后的农民工，按照社会学的说法，很多是“二代农民工”或“二代半农民工”。他们生存在城市之中，却不是这个城市的市民；他们的根在农村，但他们已经回不到父辈的过去。他们的迷茫在更大程度上不是个体因素造成的，而是被这个社会强加的。在这意义上来说，我们当然需要寻找每一起跳楼事件的所有直接因素，但确实也不应该回避较为间接却可能同样的社会因素。这样的说法，毫无疑问地落入了看上去较为俗套的思维之中，但我们还是必须直面其中的问题。
富士康难辞其咎。但是，把所有的矛头指向一家企业，固然可以让很多因素好像变得清晰起来，可也有意无意地屏蔽掉了许多其他因素。而这，将无法更好地化解矛盾所在。因此，无论是否具有媒体放大功能的影响，发生连环跳的富士康都应该受到整个社会的考问，但其中关涉到的很多因素并不是一家企业能够负载的，也是必须应该看到的。否则，假使富士康就此被灭掉了，还会出现新的富士康。要知道，这些年来，发生在高校的跳楼事件也不少，学校却没有被置为罪魁祸首，而是基本上从技术层面上寻找原因。这算不算有点比较意义上的黑色幽默？看来，很多事情深究起来，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在现有状态下，不对新型产业工人的构成、封闭式社区的管理、地方政府应该起的作用等等做进一步的探讨并拿出解决办法，祈祷不再发生跳楼事件或许只能是祈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