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那八名自杀者中的多数，想必当年也曾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了富士康。
碎片一样活着
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即使卢新这样的“明星”人物，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几个同学和校友之中。
卢新自杀的那个凌晨4点30分，李祥庆正和同事在富士康龙华园区2公里外的H3成品仓库度过夜班最难熬的一个小时。这个时候，他们通常坐在椅子上，双手不时使劲地“干洗”着脸，盯着前方一动不动。
李祥庆是4月12日进入富士康工作的。这是他第二次来富士康。2008年4月，他第一次进入富士康打工。2009年7月，觉得“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没意思”，出来了。大约20天后，湘潭大学机电专业的应届生卢新进入富士康工作。卢新的大学班主任汪洋回忆，毕业前，卢新也去考过公务员，没考上。后来找到了富士康的工作，他还认为这是上天眷顾他的幸运事。
从学历和阅历上看，卢新和李祥庆互为镜像。前者大学本科，后者中专毕业，前者已经自杀，后者常常念叨自杀。但他们互不认识。即使认识，也应该会粗口互称对方为“屌毛”。在厂房以及宿舍里，“屌毛”是除了第一人称外的全部人称代词。“屌毛”和“屌毛”之间很少有友谊。甚至，在马向前死后(死于2010 年1月23日凌晨，警方认定死因为猝死)，他宿舍的几个舍友，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每个人每天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影子。一样的工作服，一样的工作。”刘坤说。他认为，这是打工者不愿在同事中交朋友的原因。
在这样的孤立中，他们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而这种钟表一样的生活，反过来压缩着他们社交的私人时间。“老乡会”、“同学会”这样的“非正式组织”(李金明语)在富士康几乎是没有的。“一旦工作上、生活上有了压力，便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和分担。”李金明说。
这是一个奇怪的场景。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即使卢新这样的“明星”人物(2009年底的富士康新干班才艺大赛中，他凭演唱《你的样子》获得了第二名)，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同学和校友之中。
宿舍里一个新的“屌毛”来了，没有任何欢迎仪式。等到某天下班，发现10个人一间的宿舍空了一个铺位，才知道一个“屌毛”走了。“一个个都是熟悉的陌生人。”李金明说。
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
或许恰是在这种孤立里，性或者爱情对于一个个体心灵慰藉的重要性，因此而被放大(有人便因为感情跳楼)。有女生的车间就是好车间，有女生的楼层就是好楼层。
“我真想去跳楼了。”李祥庆用刚发的劳保鞋踹着金属柜子。刚进富士康，女友便和他分手了。手机QQ上的责骂几乎让他哭了出来。外边的机器还在轰隆隆地运转，周遭的一切也都若无其事。那几天里，李祥庆甚至看见街上走在一起的情侣就烦。
4月21日中午，他一反常态强硬地向“胖子”(管理他的线长)请了半天假，去车站送女友回家。他也没想到这一切这么快，女友原本还可以呆上半天。他身上都没有足够的钱可以买点吃的给她，反倒还从她那里拿了一点回程的路费，“太对不起她了，真的很难受，本来让她拿走的钱她也没拿”。
在这样的人口密度里，谈恋爱也是拮据的。“厂区里找不到地方谈恋爱。”富士康工会副主席陈宏方说。而在整个龙华厂区和观澜厂区周围，也并无电影院以及市政公园。据曾红领回忆，卢新在去年8月进富士康以来，也尚未恋爱。尽管他多才多艺，并且也经常和曾红领聊起爱情。
黑网吧可以从另一个途径解决这些青年人的“荷尔蒙”冲动。它们隐藏在“餐馆”或者其他名目的招牌下。有专人负责拉客，拉客的会把他们安排到具体的电脑上，这里有不少“毛片”。在发工资之前，一些工友有时候也在这里轻微地“解决一下问题”。但是他们说“看得难受，不如真的去找女的”。
如果工资发了，可以去大水坑。在观澜宿舍区旁，从一个插着面破旧国旗的小路口走进去，小姐们坐在一栋旧楼下的长凳上。一次八十元到九十元的价格，应该也是专为打工仔们设定的。
但不管是性还是爱情，都会撞上“钱”这堵冰冷的墙。
“没钱没车没房”，“没有钱你会爱我吗，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李祥庆唱着不知从哪里学来的歌曲。
他又操着湖北口音说，“妈的，老子十年之后攒够钱了开车到她家去！开真的宝马，反正不是仓库的那种。”
李祥庆所说的“仓库的那种”，指的是仓库常见的油压车。它们大多有毛病，状况最好的那台，被他称为“宝马”，其它的，则只能算作“丰田”“吉利”和 “奥拓”。
“嗜血的插针机”
红色绝对是这里“大凶”的颜色。把红单发给员工，是开除，永不叙用；而把红单贴上货箱，这一整板的货便须打回返工。当然，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受伤或死亡。
钱，是卢新和李祥庆的共同之“痒”。卢新家里因为父亲受伤和自己上学，至今还欠了十余万债务。曾红领记得卢新从第一个月1800元的工资中，拿了 1500寄给家里，自己身上只留了300块钱。而钱对于李祥庆，则意味着他每日念叨的爱情。
是以，钱也成了他们申请加班的动力。这是一个悖论：中国的工人们主动向资本家要求加班。甚至要通过讨好线长、组长来实现这一点。
相对于其他岗位，H3仓库里的工作轻松得有些无聊。现在，“宝马”成了李祥庆练拳的木桩人。他对着油压车的把手演练着无师自通的拳法。
F5半成品仓库的办公桌上，有一个用矿泉水瓶子剪成的别致花盆。盛了水，养着一株不知名的小植物，一大一小两片叶子。这让堆满庞大长方体深色物体的仓库里有了一点绿色。抽屉里有用了大半瓶的花露水，他们抹在太阳穴上用来提神以及驱蚊。
从南门走到北门，贯穿全厂，是H3仓库4月份新分来的员工每天的上班路线。沿路一幢幢厂房整齐敦实地竖立着，除了顶上用英文字母和数字组合的序号，几乎再没什么特质。榕树、椰树、棕榈树这些亚热带的树木夹在楼栋间，它们的苍翠蒙着尘灰。
即使最忙、最累的时候，他们也会表现得像一群疲倦的大孩子。每一个闲暇，他们都会开着“宝马”、“丰田”、“吉利”或者“奥拓”在空旷处“飙车”：站在车头，像骑机车一样，自己蹬地往前滑。——如果被保安发现，会记大过，但是他们乐此不疲。
红色绝对是这里“大凶”的颜色。把红单发给员工，是开除，永不叙用；而把红单贴上货箱，这一整板的货便须打回返工。当然，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受伤和死亡。
“我原来用的那台插针机伤过三个人。一个普工，一个全技员和我们线长。有两个都是在运行的时候去调机器，结果把手指扎了。不过也怪，本来是很难开的机器，在扎伤人之后，连续十几天都没出过问题，线长说这机器‘有鬼，吃血’。”李祥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