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数
4月19日，《中国经营报》记者与饶乐琴的对话并不顺畅。尽管饶家对“公司没有派一个人过来看望一下”颇有微词，但是当记者问及案发当天的详细经过时，饶乐琴的母亲经常插话或者打断，饶乐琴本人也似乎欲言又止。
4月21日，记者再次来到观澜人民医院进行采访，饶乐琴母亲明确表示不接受采访。饶本人面对记者的提问态度也发生了很大转变，称“我需要休息”。
早在4月9日，饶乐琴表哥透露，“警方所提供的现场口供，我们有疑点，我们担心表妹的事被定为个人原因，公司以这为借口不愿意支付后期的医疗费。” 饶乐琴的表哥告诉记者，公司承诺会先垫付前期的医疗费，双方正在商量“私了”方案。
富士康员工家属不愿对媒体透露“敏感问题”的情况并非孤例。
刘志军案亦如是。4月9日，刘志军家属前往深圳市殡仪馆作了遗体告别仪式。此前，刘志军哥哥透露，深圳警方已对尸体进行了解剖检验，检验报告称，刘志军系高坠死亡，但对于刘志军的个别“小伤痕”，刘志军学过生物学的哥哥表示，“警方的解释逻辑上说得过去，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推翻警方的结论。”
在这种情况下，刘志军家属接受了富士康的赔偿方案，并针对一些内情进行了保密，比如赔偿金额等。这一情况与2009年7月发生的“孙丹勇跳楼案”家属事后的表现如出一辙。当家属与富士康达成赔偿协议后，家属从此对媒体守口如瓶。
分化的舆论
事实上，富士康生产部门的任何一名普通员工，在厂区的工作和生活都是很方便的，所有的生活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并有保安维持秩序，有充分的安全感。但是，一旦涉入到安全管理事件中，就会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力量控制着整个事件的格局，变得缺乏安全感。
在龙华富士康厂区上班的李明(化名)对此有深刻体会。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他来富士康工作超过两年，对富士康这座“机器”的再认识，源于2009年的一次产品“失窃事件”。2009年，李明所在的部门查出仓库产品出现丢失情况，他成为被怀疑对象，随后被叫到D13a栋4楼的中央安全处，在转角处一间约8平方米的小屋里，接受保安问话。
这间小屋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一个椅子，封闭性很好。李明自称善于见机行事，这次问话没有与保安顶撞，气氛还算和谐。但是另一名曾被怀疑的同事却没有这么好运，讯问期间保安用椅子砸过他的头部，所幸并没有受伤。
早在进入富士康的时候，老员工就告诫李明，千万别和保安顶嘴或者对抗。据龙华厂区另一位员工透露，2009年初，在生活区附近一门岗处，四名保安打一名员工，据说是怀疑有盗窃行为。还有一次一名男员工进厂没有向保安出示厂牌，被保安当场重重地扇了一耳光。
“我在富士康估计也待不了多久，压力太大。”李明说，就像《黑客帝国》里的主人公尼奥，当发现这个巨大的“系统”对每个人的监控如此强势，就会完全丧失安全感。
“一群‘史密斯先生’在维护这个系统的安全，一旦你发现了这个系统的漏洞，便会受到他们的监控，反抗者会遭到不可预知的惩罚。”李明说。
公安机关在厂区设置了治安巡逻点，当厂区里发生治安事件时，首先赶到第一现场的，是富士康的保安，或者是富士康成立的义务巡逻队。
对于保安可能控制治安或刑事事件现场的情况，富士康商务总处媒体办公室主任刘坤表示：“警察来之前，警方会要求事发单位保护现场，否则警察如何去办案？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常识的问题，我们的保安没有任何权利封锁现场。”
与李明有过类似遭遇的人，在富士康全体员工中所占比例或许远不到十分之一。但即便如此，在媒介传播中，负面效应也往往被放大，各大网络社区论坛上，非议富士康者亦不计其数。不过，对富士康的内部福利待遇及管理能力大加赞扬者，同样不胜枚举。
正是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员工体验，导致了网上舆论对富士康的评价出现严重分化。《中国经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工人在离职一年半载后，重新排队应聘富士康。而一些人至今在寻求对抗富士康的渠道，或者进行发泄式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