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化”根源于中国经济三元化
正如上文所分析，“山寨制造”兴衰背后的原因，从微观上来说，是其不可持续的竞争法则。 但从宏观角度上来看，中国经济三元化扭曲了正常的市场竞争，让民营/草根企业无法获得公平的机会，是导致部分产业“山寨化”的深层原因。
中国的产业或者市场，简单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国家垄断产业，如银行、石油化工、钢铁、电信服务、军工和房地产等，这类行业的进入门槛高但利润率高，以国有企业为主，根据地在北京，二是全球化新兴产业，如金融、信息咨询、互联网和高新技术产业等，它们的特点是存在高资本、高品牌、高技术或者高管理要求，利润同样丰厚，常常是外资企业占据主导，多分布在上海；第三是竞争型产业，如电子、服装、玩具和小商品等行业，它们的特点是竞争激烈和利润率薄，但进入门槛较低，除了外资和国有企业势力外，也是本地民营/草根企业的乐土，后者大量分布于深圳周边及江浙地区。
对于国家垄断产业和市场来说，它的规则就是身份和关系。虽然很多时候它表现为潜规则，但潜规则毕竟也是规则，它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让产业保持繁荣，让门外的人望之生叹。新兴产业的竞争规则高资本、高品牌、高技术或者高管理要求，这是一个很良性的竞争规则，它能够导致优胜劣汰，让产业不断进步。相比高门槛的前两种产业，竞争型产业存在“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草根企业”更多元的竞争主体，竞争规则更加多元化，也容易出现“山寨化”。
我所谓中国经济三元化的定义是，外资和国家垄断力量占据中国利润最丰厚的产业。民营/草根企业由于身份和初始能力限制，只能够在竞争激烈型产业谋生。即使在竞争激烈型产业中，民营/草根企业有时也无法获得公平的竞争机会，因此选择“山寨化”。
为什么在众多竞争型产业中，手机产业“山寨化”最严重？除了手机本身市场规模巨大（可容纳大量中小厂商）、产品不断升级换代(每一次升级都给新厂商带来机会)和平台技术变革（中小厂商无需面对技术门槛）等因素外，根本原因是手机产业是中国经济三元化——外资、国有和“山寨/民营”力量——对抗最尖税的产业之一。在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过去30年中，每当外资、国有和民营/草根力量冲突时，民营/草根力量常常是受害者，外资本身很强大，国有力量过于被保护，而民营/草根力量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角落自生自灭。
早期手机制造作为一个高科技产业/新兴产业，为外资企业把持，随后的牌照制度让国有企业一夜崛起，这个阶段又让手机产业带有国家垄断的性质。应当说，这个时期的牌照制度是成功的，因为外资力量过于强大，确实是需要用牌照制度有所设防，这也符合国际惯例。
然而，再到后来，随着上游技术成熟和下游需求井喷，一个要求物美价廉的平民和草根市场形成，很多外资和国产手机企业从业人士纷纷下海创业，很多产业外部的厂商也开始加入。也就是说，这时手机产业本应成为一个充分竞争的产业了，但这个时候牌照制度仍没有大的松动。
由于新加入者无法获得合法的身份，也无法以“品牌、营销”等“正当”的方法参与市场竞争，只能利用牌照制度的种种漏洞，创立自己的游戏规则，“山寨”产业如野草般疯长，而且随着上游技术门槛消失愈演愈烈——讨论一下，如果在2004年左右手机产业仍存在一定技术门槛的时候就开放牌照，让有一定实力的厂商自由进入，今日的中国手机产业是何局面呢？
在对所谓主流市场维持“高准入”的同时，有关部门对“山寨”市场又缺少最基本的监管，任由自生自灭，这是犯的另一个错误。打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比喻，即使我们的法律不认可性工作者，但我们也要承认性工作者确实在我们社会存在的现实，对他们/她们进行必要的预防性病和犯罪教育，既是体现基本的人文关怀，也是保障整个社会的安全。
再补充一句，除了微观的“自我毁灭”机制和宏观的“中国经济三元化”监管制度外，传统垄断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挤压”效应也加速了“山寨”产业的衰亡。一方面，“山寨”产业的原材料成本、人工费用、房租成本和资金费用，都受制于银行、石油化工、钢铁和房地产等国家垄断产业，而这些成本近几年来节节攀升。另一方面，新兴产业让“山寨”产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例如上游的芯片平台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使得手机开发和制造变得简单，以及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让一切都变得透明，让世界变得更平坦，让进入的门槛越来越低。
